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它已经存在过几百年了，但它并不是一个常用术语。

如附属物的返还，原物的损害赔偿等都是为保护物权支配力或利益为目的的。正因为物权请求权定性为一种混合权利，所以它并不排除具体请求内容之间的性质差异，从而在具体操作运用上必须依据不同的请求内容来决定提起请求的具体理由。

如德国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善意人可以要求必要的支出的偿还，而恶意占有人只有在占有人为所有权人的利益而无因管理时方可提起。因此，无论从保护善意无权占有人利益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利益方面考虑，都应该保护善意占有人享有加工孳息的权利。把物权请求权定性为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请求权，就可避免这种复杂的请求体系。但物权请求权，是作为物权的消极效力存在的，即从消极角度来保护物权积极效力的发挥。统称之为物权请求权人们更易于理解。

本文只就提起要件和效力实现两方面的问题作简要叙述。此项占有之移转，当然包括占有之现实移转与观念交付之情形在内，但简易交付的可能性极少发生。[50]作为社会契约论的反对者，黑格尔反对死刑，他认为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契约，……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

[22]《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只规定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并未涉及死刑存废问题。[19] 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视为保留死刑的国家，在特殊情形出现时，都有恢复死刑适用的可能。[82]如果国家是人民统治的工具，那么，国家形成后所行使权力的根据，就是来自人民与国家间的契约，这一契约内容就是国家要为所有公民提供保护。俄罗斯自1996年开始不执行死刑，仅在1996-1999年车臣共和国执行死刑。

基于民主命题，可以认为，人民对作为个体的一分子并没有剥夺其生命的权力，其分析过程是：（1）人民意志的形成来自于每个公民，然而并非所有意志都能形成人民的意志，只有其正当的意思表达才能成为人民意志的来源。除非是针对一个群体的侵害，而这个群体行使其作为整体的报复权利，但这时已经不再是刑罚，而是战争了，或者说，大刑用甲兵[73]，那种情形下，已经不再是国家对其公民个人的惩罚，而是对威胁国家生存状态的力量所实施的集体报复行为。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从上述文件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在废除死刑方面确实对保留死刑的国家构成很大的压力，而其主张暂停使用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主要理由就是保障人权。[36]1996年韩国大法院以7:2的多数裁决，认为死刑不违宪，2010年以5:4的多数裁决，再次维持了死刑不违宪的观点。这三条理论路径，都是试图以规范的视角来论证死刑的不正当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违背了对其公民的义务。到2002年4月，总共有16个东欧国家废除了死刑，俄罗斯为加入欧盟也暂停死刑适用。这并非一般性回答国家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而是论证死刑的存在不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初衷和理念。有学者结合该文所体现出的刑罚思想，认为马克思是反对死刑的。

或许可以假设：虽然每个人都没有杀人的权利，但可能有不与不喜欢人接触的权利，即排斥的权利，当每个人对他们都不喜欢的人（即犯有严重罪行且有损公众基本道德情感的行为人）表示排斥时，这些意思表达似乎是可以成为人民意志的，如此难道不可以作为死刑存在的根据吗？这一假设确实很难推翻，但其结论应该是无期徒刑或者流放，就是将这个令所有人讨厌的人与社会相隔离或者强制他离开这个社会。二是，它只能置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予以展开。

‘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就只是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为将来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建立一种全球自由和自由人摆脱枷锁的制度诞生做准备。[24]如果从历史地看，人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已为各国的实践所证明。

在探寻废除死刑的理论路径同时，在我国也存在废除死刑的实践路径，就是以废除死刑为绝对命题，视其为一个不容否认的发展目标，进而通过实践上的努力来实践。参见黄晓亮：《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法学论坛》2016年第1期。基于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对于人权具体内容、标准的理解也会形成差异。可以说，如上三种学说难以形成压倒性说服力的原因，即在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差异性。在死刑问题上，基于这样的法律文化，也就会有观点以确认和主张被害人的人权，作为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理由，尽管在逻辑上很容易推翻这种观点，然而这样的看法在社会中却是根深蒂固的。犯罪被害的幸存者，可以合理地要求这种补偿，因为我们也是罪犯罪行的受害者。

[68] [德]马克思：《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页。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另见该书第254－255页。

洛克也说：自然法的原则如谁使人流血的，人亦必使他流血也应当在国家中执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稳定期，专政对象为敌人，是处于政治对立和军事对立的集团，而公民当然不是专政的对象，而作为专政极端手段的死刑，自然应予以废除。

[4]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截至2015年，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02个，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有6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32个，三类总计140个。即便属于人民的组成分子，实施了严重的危害行为，只要他没有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政权）来实施，就不能将其界定为敌人。

巴西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受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16]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保留死刑。一位法国学者曾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比起提供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基础，更注重政治和公民权利。[8] 仅从数字看，很难否认废除死刑是一股世界潮流，这股潮流对处于东亚地区韩国、蒙古等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相对的生命权理论，即认为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剥夺人的生命，但当某人实施极其严重罪行时，国家可诉诸死刑。[42] 对于生命权和人的尊严的宪法渊源，可以从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寻求根据，如果认为该款中的人权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涵括性的话。

文明抵触说、人权抵触说和宪法抵触说，就是在没有考虑或剔除差异性的情况下，试图做出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判断，这在研究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其结论也难以形成说服力。从现时社会发展水平看，死刑的存在不符合我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

[21]显然，在认可人权这一基本价值的前提下，人权的普适性与人权的多样性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当给人权类型、标准以及法律保护的具体内容确定国际准则的时候，特定国家和地区会对这些准则提出保留乃至反对。人权的多样性，这里指对人权概念、内涵以及标准，因为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等存在差异而表现出多样的特点，就某一特定国家和地区而言，其主流人权学说和法律实践在人权类型与标准上会有其特殊性。

为了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公民不适用死刑的承诺，对处于本国领域内的其他国家公民乃至无国籍人也不适用死刑。不过，我国宪法能够提供的法律资源不够充分，因而很难形成一致性的认识，基于不同立场而形成存废的不同观念，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俄国革命过程中，例如，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曾提出把废除死刑列入党纲的主张，但没有被该党所接受。1972年Furman v. Georgia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佐治亚州的死刑法律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规定，构成残酷、异常的刑罚，不过，该法院多数法官并不认为死刑本身属于残酷、异常的刑罚。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当然，不能认为，联合国上述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决议之间存在冲突，公约规定的是人权的基本标准，而后者更多的是从人权发展方向提出，而且先后时间差距了几个时代。

李大钊曾经说过：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对此，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就是在国家根本大法中明确国家的这一功能，而这也是国家的一项义务。

[36] 具体理由是：根据宪法第12条第1项规定，关于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只是委托于法律，处罚的类型并没有限制，现在考虑到韩国的现实国情及国民的道德感情等，作为国家的刑事政策，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因而在刑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死刑这一处罚类型，这一规定并没有违反宪法。敌人这一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但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看，敌人也是法律上的，是指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集团，而不是指普通的犯罪行为人。